1979年，中國的素顏時刻——紀念伊芙·阿諾德
1979年，中國的素顏時刻——紀念伊芙·阿諾德與她的中國之行 編者：2012年1月4日，20世紀最重要的女攝影記者之一伊芙·阿諾德在倫敦逝世。1979年，阿諾德在中國旅行拍攝長達半年之久，是最早以人文主義眼光報道中國改革開放的西方重要攝影家。本刊謹以此文紀念阿諾德1979年的中國之行！ 1979年，等了10年的那張簽證來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毛之后的中國，是延續(xù)“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還是轉(zhuǎn)向新的方向，成為留給世界的巨大懸念，無數(shù)西方記者想盡辦法試圖進入中國探尋真相。時在巴黎的馬克·呂布向中國駐法國使館遞交簽證申請，要求前往北京拍攝中國人民悼念毛主席的活動和毛主席的葬禮，他的申請被拒絕。“我們知道你是中國的朋友”，使館官員告訴他，“但現(xiàn)在我們家里亂套了。” 家里亂糟糟的，自然沒有心情待客。好在這種局面在1976年10月嘎然而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26日，中國國務(wù)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中國以一個外交上的華麗轉(zhuǎn)身揭開了新時代的序幕。而在國內(nèi)，批判兩個“凡是”、 “右派”平反、“地富反壞右”摘帽、全面推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工業(yè)領(lǐng)域的體制改革試點、在珠海和深圳試辦特區(qū)、第一個中外合資企業(yè)建立、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建設(shè)“小康社會”……此后30年推動中國發(fā)展的很多事情都在這一年開了頭。1979年，實際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元年。 1979年1月31日，瑪格南圖片社的美國籍攝影師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1912-2012），在倫敦登上前往北京的飛機。在中國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時候來到北京，可謂是在“正確的時間”到達了“正確的地方”。為這一天，阿諾德等了10年。 阿諾德是20世紀最出色的女攝影記者之一，1957年加入瑪格南，1960年代初定居倫敦，1960年代末開始長期擔任《泰晤士報》雜志攝影記者。她對美國黑人穆斯林運動和好萊塢明星新聞的的報道——特別是其拍攝的瑪麗蓮·夢露，具有廣泛影響。阿諾德自言從她成為攝影師起，“到中國去”就在日程表上占據(jù)前列位置。從1969年開始，她每年都向中國使館遞交簽證申請。1979年初，她如同往年一樣遞交了簽證申請，很快就接到使館電話：簽證申請通過，經(jīng)延長她在中國的居留時間可達6個月，更重要的是，她可以旅游者的身份，經(jīng)國家旅游局安排，在中國境內(nèi)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 這一年，阿諾德67歲。 阿諾德的行李是兩個大箱子：一個裝滿了膠卷，另一個裝滿了包裝精致的牛排和奶酪，是她為在中國拍攝準備的“公關(guān)”禮品。 “1979年，中國還沒有光閃閃的摩天大樓和高速磁懸浮列車，岳敏君的一幅油畫也賣不到200萬英鎊。在西方的想象中，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是一大群穿藍制服騎自行車的人?！?007年11月，英國《獨立報》資深評論員蘇西 ? 拉什頓（Susie Rushton）為阿諾德拍攝的中國照片寫評論，在提到1979年的中國時如此寫道?！按┧{制服騎自行車”是西方對毛時代中國人的基本印象，而當時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大體上也僅限于此。 24個小時的旅行之后，阿諾德抵達北京。此時正值一場大雪飄落京城，北京的確如馬克·呂布所說就像一座巨大的村莊，沒有幾座高層建筑，白雪覆蓋著高度幾乎相等的平房房頂，城市被道路和胡同切成一個個的方格子。街上，人們穿著藍灰色衣服蹬著自行車匆匆來往。看上去，北京或者說中國，沒有什么變化。 長城上的皮爾·卡丹時裝秀，北京，1979。 攝影： 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 長城上的時裝表演與南京路的知青游行 國家旅游局為阿諾德配了一名翻譯，并幫她制定了一份十分緊張的拍攝日程。每天早上阿諾德會在5點鐘醒來，從床邊的暖瓶里倒出熱水泡一杯茶，從6點開始一直工作到午飯，飯后午睡一小時，再一直工作到晚餐，晚上拍攝人們的娛樂活動?！澳欠N化妝和演出都很復雜的戲劇，以及天真的孩子們歡樂的游戲，在很多工廠和公社里都有。”阿諾德說。① 五個月內(nèi)，阿諾德以北京為中心做了兩次長途旅行，行程達40000英里（約64000公里），北到內(nèi)蒙南至西雙版納，西北走絲綢之路到新疆，西南到了西藏拉薩——這是當時中國政府所允許的外國人在華旅行的極致。除了法院審判罪犯和海軍艦艇沒能安排拍攝之外，這兩次旅行沒有留下任何遺憾，展現(xiàn)在她眼前的是一個傳統(tǒng)落后的中國，也是一個把在20世紀末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作為目標的中國；一個美麗淳樸的中國，也是一個在貧窮中知足常樂的中國——最重要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 1979年的中國還處于“后文革時代”，“文革”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處處可見，“文革”造成的社會問題也還遠沒有解決。在北京，阿諾德拍攝了既帶有“文革”余韻，又被當作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象征的某些地方；在上海，阿諾德記錄了與“文革”纏繞在一起的另一件大事：知青返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始于1968年底，當時毛主席指示：“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yè)的子女，送到鄉(xiāng)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nóng)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nèi)ァ??！度嗣袢請蟆房橇恕段覀円灿幸浑p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報道，由此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熱潮。到1975年年底，我國上山下鄉(xiāng)的知青已達1200萬人。1979年初國務(wù)院同意知青回城，但回城后很多知青找不到工作，于是在一些城市——包括上海——知青們舉行了要求安排工作的游行。南京路上，知青們拿著寫有“全市知青聯(lián)合起來”等字樣的標語，喊著“要工作”的口號，年輕而蒼老的面容，眼睛里滿是迷惘。阿諾德看得出來，在這些人激烈的情緒背后，是被壓抑的痛苦和對生活的最基本的愛。她認真地詢問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過程和這些人的命運遭際，并為這些青年人的蹉跎青春扼腕嘆息：“讓我始終難忘的是中國人的精神。1979年，中國剛剛從十年‘文革’中浮出水面，那是清洗與反清洗、摧毀過去也打碎未來的十年，整整一代青年人成為這場動亂的受害者?！?nbsp;② 1979年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nóng)業(yè)社會，保存著農(nóng)業(yè)社會落后的勞動力形式、傳統(tǒng)的生活習慣以及淳樸的人情。阿諾德鏡頭中當時中國最發(fā)達的工業(yè)城市上海，也如同北京一樣沒有高層建筑，遠遠看去，整個城市的房頂線平得像沒有風的湖面。黃浦江上，一艘雙桅帆船緩緩駛過；醫(yī)院里，醫(yī)生先用傳統(tǒng)的中醫(yī)針灸為產(chǎn)婦做麻醉，然后做剖腹產(chǎn)手術(shù)(在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中人們也看到過同樣的鏡頭)。蘇州郊外的大運河上，船在行駛，孩子們吊在船尾嬉戲；河邊有一個糧所，農(nóng)民正赤膊將船上的糧食搬到岸上交公糧。四川萬縣縣城的十字路口，交通民警手里拿著喇叭指揮著并不擁擠的地排車和挑擔人通行；重慶市的一塊空地上上演著“山羊走單杠”的鄉(xiāng)村馬戲。云南西雙版納，一邊是手工插秧，一邊是手工割稻，一個女孩用手將稻子擼下來，裝進書包；赤腳醫(yī)生挑著擔子在田間地頭行醫(yī)，兩只桶里一只裝著簡單的醫(yī)療器械，一只裝著藥品。在西藏，哲蚌寺的喇嘛搖著法鼓念經(jīng)，婦女放牧著牦牛；人們用地排車運土修路，藏族婦女的鐵锨上拴著一根繩子，當一名婦女鏟土的時候，另一名婦女就向上拉這根繩子幫助她——多么古老，就像回到了中世紀……中國這種普遍存在的落后的體力勞動給阿諾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攝影集《中國之行》（1980年出版）中特別寫到：“中國所見，兩點讓我銘記在心：在過去30年（1949-1979）中他們已經(jīng)走了多遠；為了擺脫令人吃驚的落后的體力勞動——中國有千百萬人還處在這種狀態(tài)之中，他們還要走多遠?！?③ 修路，西藏，1979。 攝影：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 但正如瑪格南圖片社的編輯碧姬·拉蒂諾瓦（Brigitte Lardinois）所說，阿諾德到中國不是為了嘲笑中國的落后，她是要了解共產(chǎn)主義制度下人們的生活方式，她沒有刻意回避或突出這種“陰暗面”，她理解這個國家處在一個艱難的轉(zhuǎn)折時刻，她是站在一個讓對方和自己都帶有尊嚴的距離上拍攝下這些場面。因此，在阿諾德的照片中，指揮著地排車的萬縣交警、鐵锨上栓根繩修路的藏族婦女和西雙版納插秧的農(nóng)民，其勞作方式可能很落后，但他們真實的精神世界卻令人肅然起敬：“在西雙版納，一群農(nóng)民對我說，是的，我們還在用祖宗的方式干活，水牛平地，手工插秧，但解放以來我們的生活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稻田里不再雜草叢生，有醫(yī)療服務(wù)，有退休金，老人能得到照顧，孩子上學不要錢。是的，我們是在為我們的孩子建設(shè)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老人對我說，為了我們的兒子，為了我們的兒子的兒子，為了我們的祖孫萬代?！雹芤虼?，他們的形象有一種真實質(zhì)樸之美，絕不滑稽。 當然，1979年的中國，阿諾德更多地看到的是變化?！拔母铩苯Y(jié)束了，國門打開了，洋人洋貨又回到了生活中，國家和老百姓都在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想掙錢的去掙錢，信仰上帝的就去做禱告，社會生活初步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形態(tài)。出現(xiàn)在阿諾德眼前的中國社會生活，與她此前的想象居然如此不同：“在我看來，中國有其同一性，但絕不是我在蘇聯(lián)見到的那種單一灰色的千篇一律，中國的同一性中有令人驚奇的多樣性。我曾設(shè)想我看到的每一個公社都是一樣的，每一座工廠都是按照中央的指導、根據(jù)統(tǒng)一計劃建起來的。事實并非如此。每一個單位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根據(jù)自己的需要，解決自己的問題，雖然它們都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一領(lǐng)導的框架之內(nèi)?！雹荨吨袊小分校绱藢懙?。在北京，飯店服務(wù)員拿出瓶裝的可口可樂待客；“文革”中關(guān)了十年的天主教堂重新開門，周日里教徒們公開來做禮拜。畫家黃永玉不再畫革命宣傳畫，而是叼著煙斗開心地涂抹著怪模怪樣的貓頭鷹。北京電影制片廠里，演員陳沖正在拍電影《小花》，這部戲把原來的革命斗爭故事大膽地簡化為兄妹情深的情感戲，后來被稱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電影的一朵“報春花”。春天的長城上，阿諾德居然看到來自巴黎的美女模特穿著時裝拿捏著身姿游走，游客和當?shù)匕傩占娂妬砜础拔餮缶啊薄⒅Z德見證了影響中國當代生活的一個重要時刻：時尚開始的時刻。這個時刻是由一位名叫皮爾·卡丹的法國裁縫帶來的。1976年1月，天津地毯廠到法國參展，卡丹非常喜歡一塊織有長城圖案的掛毯，中國代表團說這是展覽用的，不能賣，想買就得去中國。為了買這塊長城掛毯，1978年，卡丹以游客身份第一次來到北京。這位時裝設(shè)計師驚訝地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中國沒有時尚！從北京到上海，從城市到農(nóng)村，幾乎一律的灰綠藍，從衣服的樣式上看，連男女都分不出來。 1979年4月，卡丹應邀再次訪華，有關(guān)部門批準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新中國的第一場時裝設(shè)計表演，一個臨時搭起的T型臺上， 8個法國模特和4個日本模特扭胯擺臀，伴著流行音樂走起了貓步，臺下屏住呼吸凝神觀看的均是中國服裝外貿(mào)業(yè)的專業(yè)人士。當時在場的新華社記者李安定描述了現(xiàn)場的一個細節(jié)：當一個金發(fā)美女面對觀眾停住腳步，突然興之所至地敞開對襟衣裙時，臺下的人們竟像一股巨浪打來，身子齊刷刷向后倒去，“像在躲避著一種近在咫尺的沖擊波”—沖擊波之后，中國的時尚時代開始了。表演結(jié)束的次日，卡丹帶著那些興猶未盡的時裝模特們參觀長城，阿諾德與他們不期而遇，就此把中國時尚邁出的第一步留在了鏡頭中。 在上海，街道兩邊藥品和化妝品的廣告牌代替了原來的工農(nóng)兵宣傳畫。中國最早的一批百萬富翁已經(jīng)出現(xiàn)，阿諾德看到他們的生活與一般人還沒有明顯區(qū)別，只是一般人家里待客的水果糖在他們家里換成了金紙包裝的巧克力，桌上的塑料花換成了鮮花，墻上掛的毛主席像換成了西洋銅版畫……1979年的中國，“新富”們還沒有積累成一個階層，當時的富翁與一般市民都是鄰居，與后來的富豪相比資產(chǎn)規(guī)模也很小，連“小資”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小貧”。20年后，富豪們已經(jīng)有了左右政策的能量，終于招搖起來，漸漸得了惡名。 在山東勝利油田，“文革”中被打倒在地的“臭老九”——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東山再起，成為國家依靠的“人才”。他們帶著大紅花，住在比一般工人寬敞的房子里，家里有電視，中國人稱之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1971年，馬克·呂布訪問中國時說中國沒有街頭生活，而現(xiàn)在，阿諾德看到北京的街頭和公園里，青年人彈著吉他，唱著流行歌曲自娛自樂。重慶朝天門碼頭上，市民跳起了國標交誼舞；內(nèi)蒙草原上，牧民不僅有傳統(tǒng)的那達慕，還有來自西洋的馬球；政府也開始公開更多的信息，讓老百姓了解社會的發(fā)展情況……共產(chǎn)主義的中國不是只有革命沒有生活，只有管制沒有娛樂，只有政府沒有百姓（盡管還不太多），因為現(xiàn)在是1979年。 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拍攝，阿諾德充分享受到了觀察、拍攝、體驗帶來的好心情： “在中國，1979年是一個標志：他們開始小心翼翼地轉(zhuǎn)向西方。在保密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中國政府開始向老百姓（包括外部世界）公開更多的東西。這一年，官方的新華社公布了就業(yè)、國民收入、預算、糧食收成、工業(yè)指數(shù)、消費品情況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基本資料和統(tǒng)計信息—而以前，這些都被視為機密。在調(diào)動人們的積極性方面，經(jīng)濟刺激代替了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政治嘉獎。中國人在賭一個大局：到2000年，讓中國成為世界性大國。正是這個開放的時刻使我的工作成為一種快樂?！雹?/P>
阿諾德所謂的“中國人在賭一個大局”，實際上來自于當時被人們掛在嘴邊上的幾句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結(jié)束語：“讓我們更緊密地團結(jié)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團結(jié)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根本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把我國建成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 教詩歌，1979。 攝影：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 歌舞團，1979。 攝影： 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 內(nèi)蒙草原的女民兵與蘇州的退休工人：女性老了依然美麗，就是一件藝術(shù)品！ 1979年7月，阿諾德回到倫敦，她的照片首先發(fā)表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上，隨后在其他著名媒體發(fā)表，率先向西方真實報道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變化。1979年11月15日，阿諾德的第一個個人攝影展《阿諾德：中國之行》（In China: Photographs by Eve Arnold，展期兩個月）在紐約布魯克林美術(shù)館舉行；1980年，攝影集《中國之行》（In China）率先由美國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并獲當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以表彰她在特殊時期對西方與中國的交流所做的貢獻。 攝影集中，阿諾德將照片分為風景、人物、工作與生活幾大類，封面是一位面容慈祥、皺紋滿面的老太太的肖像，她是一位退休老人。由于老人穿著黑衣服，碰巧背景也是黑色的，所以她那蒼白的面容似乎要從畫面里飄出來，極有雕塑感。如同很多名作的誕生完全出于偶然一樣，阿諾德拍到這張照片也是偶然。她于1979年2月到達蘇州（一說桂林），江南的冬天濕冷濕冷的，她的感冒加重成了肺炎，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一天，阿諾德感到身體狀況好轉(zhuǎn)，就到街上去看看?！爱敃r老太太正在街道拐角處張望，在我按下快門時她也發(fā)現(xiàn)了我?！卑⒅Z德說。當時老太太看著這個頭發(fā)花白、個頭矮小的白人攝影師，對翻譯說了一句：“這個女人長得真夠怪的！”阿諾德后來看著老人的照片，評價也是一句話：“女性年輕的時候美麗是一種快樂，老了依然美麗，就是一件藝術(shù)品?！?⑦ 也許正是因為這位老人是一件“藝術(shù)品”，《中國之行》的編輯鮑勃·哥特列布（Bob Gottlieb）才將它選為封面，他的理由是：“100年之后，讓人們看到中國人是如何生活的?！?/P>
阿諾德的攝影集《中國之行》封面（左）和封底，封面照片就是被攝影家稱為“藝術(shù)品”的退休工人。 訓練中的草原女民兵，內(nèi)蒙古，1979。 攝影：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 與退休老人的肖像同樣列為阿諾德中國之行的標志性照片的，還有內(nèi)蒙古草原上的女民兵和女軍人。1979年，中國雖然與美國建交，但與另一個對手蘇聯(lián)的關(guān)系并未緩和，官方媒體對蘇聯(lián)的指稱是“最危險的世界戰(zhàn)爭的策源地”。因此，雖然中國南方已經(jīng)開始建立經(jīng)濟特區(qū)，但北方邊境地區(qū)仍然“深挖洞、廣積糧”，全民皆兵。阿諾德在內(nèi)蒙草原上不僅看到了蒙古民族久負盛名的騎術(shù)、賽馬、摔跤、馬頭琴與那達慕，更看到了綠軍裝、紅領(lǐng)章、持槍站崗的女軍醫(yī)，看到了匍匐在草地上馴馬的女民兵，她粉紅色的長袍與白馬點綴在綠色的草原上，勝過一幅美麗的油畫。同樣美麗的，還有那位著名的女民兵報靶員：她身穿與草原一樣顏色的蒙古長袍，束著子彈帶，斜背自動步槍，臉上是太陽曬出來的紅潤；她筆直地站在草原上，莊嚴地舉起報靶的小紅旗，身邊是一個綠色的人形靶標?？吹竭@幅照片，毛澤東那首著名的《七律·為女民兵題照》已在口邊：“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P>
這幅女民兵報靶的照片也是阿諾德中國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陽光之下，草原之上，她青春而莊嚴的面容溢著一層神圣的光韻，與攝影師的鏡頭一起見證了“文革”結(jié)束之后、市場經(jīng)濟風起云涌之前的那段短暫時間里，中國曾經(jīng)有過天真美麗的素顏時刻。 無論是那位退休老人還是報靶女民兵的肖像，都傳遞出了阿諾德在人物攝影方面的不凡功力——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她在長期拍攝瑪麗蓮·夢露的過程中所賦予照片的特殊韻味，因為這樣的韻味也彌漫于她在中國拍攝的那些人物身上：畫面看似漫不經(jīng)心，卻傳遞出攝影師對拍攝對象不同一般的理解。 在1950-1960 年代報道好萊塢新聞期間，阿諾德報道過40多部電影的拍攝，并與夢露成為好友。“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剛剛開始自己的事業(yè)，夢露是一顆新星，我當攝影師的時間也不長，對自己的未來都有一種不確定的感覺，所以容易成為朋友?！卑⒅Z德說，“但我們從來都沒有過相互利用的心思，她沒有利用過我，我也沒有利用過她?！庇纱?，阿諾德成為夢露最信任的攝影師，這使她有機會如同家人一般與夢露相處，拍攝夢露的時間長達10年。雖然在她面前，夢露沒有任何的避諱—夢露有時當著阿諾德的面修陰毛，而阿諾德也有機會隨時舉起相機，但她卻從來沒有借暴露夢露的隱私來為自己掙好處，即使在夢露去世多年之后。阿諾德曾應邀拍攝好萊塢的另一位女明星喬安·克勞馥（Joan Crawford），克勞馥走進更衣間的時候剛喝完酒，頗有醉意，一邊脫著衣服，一邊對阿諾德說：“拍啊，拍啊?！笨藙陴サ囊路患患孛撓聛恚钡饺恪⒅Z德離開時，將拍攝的兩個膠卷交給了克勞馥，說：“這是你的?！边@就是阿諾德作為一名攝影師的操守，瑪格南的著名攝影師埃利奧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 評價阿諾德“有堅強的意志、令人尊敬的人品和毫不含糊的工作道德”。⑧ 阿諾德對夢露的理解就是在這樣的一天天、一件件事中磨出來的。這樣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靠的是天長日久。這樣的拍攝不是為了留下照片或“瞬間”，倒更像兩位陳年老友的見面，沒有特殊因由，只是為了喝壺茶。雖然阿諾德在中國只有短短的幾個月，與很多人只是一面之交，她的中國印象也確實有點散，但她長期人物攝影積淀的涵養(yǎng)卻滲透在照片中：她不刻意追求“瞬間”或構(gòu)圖，照片也并不總是抓拍，有時會提醒被攝者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站好，但從來不指揮被攝者如何表演。她的視點是平等的，不仰視國家領(lǐng)導人，也沒有俯視老百姓，她的鏡頭中宋慶齡如同一位退休女工，廖承志掛著眼鏡像小鎮(zhèn)的退休教師。67歲的阿諾德已經(jīng)見了足夠的世面，所以即使初次相逢，她也能做到讓畫面如心一般，沉靜如水?！皢尉蛿z影風格而言，不會有很多人認出這就是阿諾德的照片。她總是給拍攝對象留下讓對方感覺到受尊重的距離；她總是小心翼翼地給拍攝對象留有尊嚴，同時也讓自己保持著尊嚴（某些場合下一些急紅了眼的攝影師為了拍到照片就顧不得這些了），有時這會讓她的照片顯得缺少活力——不過，良好的修養(yǎng)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這些照片的拍攝者正是以此來喚起人們同情心的人。”2007年11月16日，弗朗西斯?霍奇遜(Francis Hodgson)在英國《金融時報》評論阿諾德拍攝的中國照片時如此寫到。其實阿諾德是在以人文主義的方式，充滿愛意地記錄中國和這個世界，這是瑪格南的傳統(tǒng)。 參考文獻： ① The Lost World: Eve Arnold’s China，by Janine di Giovanni，Timesonline, December 1, 2007。 ②、③、④、⑤、⑥：《Toward A New Order》，這是伊芙?阿諾德為《中國之行》（In China，1980) 攝影集寫的序言, Hutchinson, London, 1980。 ⑦ The Lost World: Eve Arnold's China，by Janine di Giovanni，Timesonline, December 1, 2007。 ⑧ Magnum's Eve Arnold: It's all about Eve，The Independent, by Hannah Duguid, September 3，2008。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