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上）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 ——從拍攝中國的西方攝影家看攝影中的東方學問題 （上） 編者按：本刊今年推出新欄目“東方照相記”。該欄目會涉及西方重要攝影師在中國的拍攝活動、對其照片的評價及相關的攝影史問題，但不同于平常所見的“外國人看中國”，因為本欄目更關心這樣的問題：是什么樣的歷史、社會和國家價值觀背景使西方攝影師來到中國？他們的中國照片在西方是怎樣傳播的？對西方社會認識中國作用如何？攝影史上是否存在“完全以一種對中國的熱愛”而拍攝中國的西方攝影師？ 在厘清這些問題之前，西方攝影師，尤其是攝影史早期拍攝中國的那些西方攝影師中國照片的“歷史價值”，只能作為懷疑對象。 “東方照相記”中的“東方”，有兩個意思，都以歐洲中心論為參照，一個是地理學意義上的“東方”，以歐洲為中心，中國自然是地理上的“東方”。另一個意思來自于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東方學》（Orientalism，也譯為東方主義），中國在文化上被西方定義為“東方”：西方通過東方學——也就是由西方建立起來的關于東方的知識體系，對東方進行描述、判斷，由此誘發(fā)和影響了西方對東方的態(tài)度和行動，使東方在與西方的關系中，始終處于“賓語”地位。薩義德通過對東方學的精細梳理，揭示出了眾多西方主導的“純學術”（比如人類學），在西方建立文化霸權的過程中扮演著“幫閑”角色。我們不能不問：西方攝影師在中國的拍攝活動及其所拍攝的中國照片，曾經(jīng)扮演過什么角色？對其照片中的東方學傾向，是否應予檢討？因為攝影，正是西方定義東方的工具之一。 本欄目對西方攝影師的選擇，基于三點考慮：一是典型性，他們在同時期拍攝中國的攝影師中無可替代，而通過對他們的討論，大致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西方重要攝影師拍中國的軌跡，看出對中國態(tài)度的變化。第二，選入的攝影師必須通過拍攝中國、描述中國、傳播中國，在當時的西方社會形成了關于中國的知識，從而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和態(tài)度。至于有西方傳教士、官員、游客、商人、教師等到中國拍了照片，當時沒有社會傳播，現(xiàn)在被發(fā)現(xiàn)再做展覽、出書等，這樣的攝影師被放棄，雖然他們的照片數(shù)量與質(zhì)量可能都很出色，比如法國人方蘇雅（Auguste Francois，1857－1935）。第三，在同一時期拍攝中國的攝影師中，只選擇其中最有話題的一位。比如在1860－1870年代拍攝過中國的英國攝影師中，會討論約翰·湯姆森而放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32－1892）。 歡迎讀者對本欄目刊發(fā)的文章提出批評和建議。 對于中國，攝影首先是政治問題 鴉片戰(zhàn)爭是攝影術侵入中國的引路人。 攝影，對于西方，是器材和技術的問題，媒介和實驗的問題，傳播與觀看的問題，美學與倫理的問題；但對于中國，首先是政治問題。1844年，法國拉萼尼使團訪華，強迫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吃了敗仗的清政府簽訂《中法黃埔條約》。談判間隙，使團的海關官員于勒·伊蒂埃（Jules Itier，1802-1877）將中方代表、兩廣總督耆英喝住，拍下中國大陸的第一張照片。珠江口的法國艦隊，比那臺達蓋爾相機更生動地構成了攝影術侵入——而非傳入——中國的第一個情境。 西方攝影師獲準深入中國內(nèi)地旅行、拍攝，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戰(zhàn)敗的中國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首次確認了外國人在中國內(nèi)地有旅行、經(jīng)商、傳教的自由，并享有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從1860年直到1943年英、法、美鑒于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自動放棄領事裁判權止，其間在中國旅行、拍攝的西方攝影師，每人都是《天津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受益人——他們的拍攝也直接間接地支撐著帝國的在華利益，此為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二個情境。 在日本和朝鮮，攝影術也是隨著美國艦隊的重炮一起登陸的。 正是基于這一情境在東方國家的普遍存在，愛德華·W.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在19世紀晚期，一個英國人來到埃及或印度，他不會不想到這個國家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與東方相遇時，“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后才是具體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決不是可有可無的空架子。它曾經(jīng)意味著而且仍然意味著你會意識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識到——自己屬于一個在東方具有確定利益的強國”；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關印度和埃及的學術知識在某種程度上都被上述顯而易見的政治事實所玷染、所控制、所侵犯”。① 換言之，在這一歷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東方進行的學術研究、科學考察和藝術創(chuàng)作等，“是受制于社會，受制于文化傳統(tǒng)，受制于現(xiàn)實情境，受制于學校、圖書館和政府這類在社會中起著穩(wěn)定作用的機構的”，“即使最怪癖的藝術家的作品也同樣如此。”②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1869年，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 1837– 1921，亦譯約翰·湯姆遜）第一次進入廣東內(nèi)地旅行，何以多次回憶起英國對中國的征服之戰(zhàn)。在穿過佛山流溪河時，湯姆森想起了1857年5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就在這條河上，英國海軍準將凱佩爾率領的英軍艦隊是如何擊潰中國海軍編隊的 ③；而早在他乘船從香港前往廣州的途中，就已經(jīng)自豪地想起過堪與“摧毀了中國的全部船隊”的凱佩爾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顛英雄： 從香港溯寬闊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愜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見虎門炮臺的廢墟，這會使人很自然地聯(lián)想起，1637年威代爾（Weddell）船長第一次率領英國商船隊踏上這塊土地時的心情。④ 看著虎門炮臺的廢墟，清風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湯姆森的心情穿越時空，與威代爾船長暗通款曲。1637年，威代爾率英國船隊強行進入珠江口，受到中國軍隊阻攔，沖突中將虎門炮臺轟成廢墟。這是歷史上英國與中國的第一次交手，被認為暗示了此后中英關系的走向，威代爾被譽為“替大英帝國叩開中國大門的人”。威代爾、凱佩爾，代表的是那種征服中國的欲望，為大英帝國開疆拓土的雄心——如今，湯姆森來了，雖然他帶的不是艦隊而是相機，但心情卻是一樣的，那就是征服這個國家。 湯姆森的這種回憶并非只是矯情，它明白無誤地提示了薩義德所說的歐洲人與東方相遇時的身份意識，也決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種對中國的熱愛”來拍攝中國；實際上他是通過鏡頭解讀中國、評價中國、判斷中國——當然是用英國社會的眼光。 約翰·湯姆森關于中國的兩本重要著作：《中國和中國人照片集》（右，1873-1874）和《鏡頭前的舊中國》（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1898）。 《中國和中國人照片集》每套四冊，每冊24頁，共計96個頁面。大部分頁面上有4幅照片，小部分頁面為單幅照片，共含照片218幅。每個照片頁面前均有棉紙保護，并附有一頁詳盡的說明文字，表達自己的見聞、感悟與評價，有不少歷史信息，極具研究價值。該照片集第一冊的內(nèi)容為香港、廣州、臺灣，第二冊為臺灣、廣州、潮州、汕頭、福州、廈門，第三冊為上海、寧波、普陀、九江、南京、漢口、宜昌、四川，第四冊的24幅照片中有23幅是北京的人像和景物名勝，實際上是北京的專輯。需要澄清的是，該照片集并非普遍理解的那樣是印刷而成，而是使用了當時發(fā)明不久的“埋木式”制作方式，集中的每一幅照片均是手工黏貼，因此非常精美。這固然是因湯姆遜將之視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因出版商認為如此高成本制作能獲得可觀回報。當時該照片集的第一、第二冊分別發(fā)行了600冊，第三、第四冊分別發(fā)行了750冊，發(fā)行對象主要是當時從事英中貿(mào)易的商人和中國物品（比如瓷器）收藏家。（參見《帝國的殘影—西洋涉華珍籍收藏》P172-180，楊植峰著，團結(jié)出版社，2009） 北京內(nèi)宅的女子，1871-1872 攝影：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 Courtesy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滿族女子的服裝、發(fā)型、頭飾，漢族女子的小腳，建筑上的走廊、木雕、滿族窗，中國元素一應齊全。 那么，當時的英國社會——或者說歐洲，是如何看中國的？ 對于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jīng)科舉考試獲得；國家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和知識分子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⑤ 英國人對中國顯然缺少法國人的浪漫情懷，他們的看法來自商人的見聞和外交使節(jié)的親歷，更具經(jīng)驗主義的實證特征。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中國：中國下層百姓的貧困程度遠甚于歐洲最窮的國家中的下層百姓，廣州城周圍許多家庭陸地上沒有住房，只好棲身漁船；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非?？释艽驌瞥鲆恍W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最骯臟的垃圾，諸如臭肉、狗或貓的尸體等，即便是腐爛得臭不可聞也很歡迎，就像其他國家的人們得到最有營養(yǎng)的食品時一樣興奮。⑥ 1793年作為英王特使在熱河見過乾隆皇帝的馬嘎爾尼，后來在《出使中國》中寫道：中國人不講衛(wèi)生，從來不用肥皂，也很少用手絹，隨地亂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還在脖子里找虱子；沒有沖水廁所，到處臭氣熏天；中國的軍備更是落后，當權者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幾艘英國戰(zhàn)艦便能消滅帝國的整個海軍？只需半個夏天，英國戰(zhàn)艦便能摧毀中國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魚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餓？” ⑦ 馬嘎爾尼之行實際上成為歐洲對中國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他們看到的中國皇帝昏庸，官吏無能，整個民族不思進取且驕傲自滿，“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里中國人的知識十分貧乏?！?/FONT>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英軍區(qū)區(qū)40余艘艦船、4000名士兵（后來增加到7000名），在距離英國萬余公里之外居然把本土作戰(zhàn)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這一殘酷事實徹底粉碎了中國的“帝國”形象，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落后、貧窮、專制、不堪一擊等相關敘述的真實性。對于西方看中國眼光的轉(zhuǎn)變，英國漢學家約·羅伯茨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中有清晰的梳理，而社會史學家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則這樣概括這一過程： 隨著近代歐洲軍商合一的民族國家體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被制度化，中國的正面形象隨后黯然失色了，這不是因為歐洲經(jīng)濟上成就有多么偉大，而是歐洲在軍事力量上的領先地位。歐洲商人和冒險家們早已指出過由士大夫階級統(tǒng)治的國家在軍事上的薄弱，同時也抱怨過在與中國貿(mào)易時遇到的官僚腐敗和文化障礙。這些指控和抱怨將中國改寫成一個官僚腐化嚴重且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帝國。這種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又進而將中國納入西方對中國的政治想象中，從而使得中國由一個值得仿效的榜樣，變成了“英國模式”的對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觀念中日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霸權。⑧ 中國由原來“值得仿效的榜樣”退化為“官僚腐化嚴重且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帝國”，成為“英國模式”——也就是今日所謂“國際主流社會”——的對立面（暗含著中國即將出局），這一過程正體現(xiàn)了東方學的判斷和影響——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構成了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三個情境。 拍攝中國的西方攝影師——特別是早期那幫人，都是在“走”過這三個情境之后，才到達中國的。 西方攝影師的中國照片中，東方學趣味主要體現(xiàn)在哪幾個方面？ 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攝影師的中國照片為例，東方學趣味主要體現(xiàn)在四方面，第一，強調(diào)東方文化的歷史悠久、古老神秘、衰敗凄涼和東方社會生活中的奇風異俗、奇裝異服和體力勞動，以突出尚處于“古代”的東方與正在進行工業(yè)革命、代表近代文明的西方的差距。照片中可看到大量的古寺老僧、古塔古牌坊、神秘的古代石刻以及大量繁重體力勞動的場面，在當時西方人眼中，這是典型的“中古”社會特征，既帶給他們一種視覺愉悅感和心理優(yōu)越感，又迎合了流行的懷舊情緒：當時西方社會正處于古典文化崇拜的最后時期，有“古典意味”的照片深受“有教養(yǎng)”階層的喜愛——他們是購買照片的主要社會群體。菲利斯·畢托、約翰·湯姆森等人在中國拍攝了大量破敗不堪、帶有凄美意味的古塔古寺古牌坊：這不表示他們熱愛中國歷史文化，而是因為這類貨能賣好價錢。第二，強調(diào)東方社會的“父權制”特征，官府可以隨意處置小民的生命財產(chǎn)，在官民關系上典型地體現(xiàn)為小民下跪的畫面。第三，雄奇的自然風光，約瑟夫·洛克的照片是杰出代表。第四，中國的酷刑，代表了中國人是一個有殘酷嗜好的民族。 東方學趣味在西方攝影師的拍攝手法上也有經(jīng)典體現(xiàn)：雇用模特，隨意擺拍、捏造他們想要的、符合西方社會想象的中國社會的生活場景、情節(jié)；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場景虛假得離譜，十分搞笑。 例一：公堂審案，上海，1870年代 威廉·桑德斯 攝 用模特擺拍的公堂審案場面充斥著“混搭”的中國元素：公堂正廳居然貼著商人求財?shù)年P公年畫；“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不是公堂聯(lián)，而是文人書房聯(lián)；官員桌布上的“月光之大”更是莫名其妙,漢語5000年未有此妙句也。但對桑德斯和西方社會來說，這些東方符號、中國元素是否真實無關緊要，他們要看的是草民下跪。 例二：我們可以1905年攝于上海的“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做對比：這幅照片也有擺拍，但從對聯(lián)上看，這兒懸掛的“懷遠人力持大體剛?cè)峄?，決庶獄悉秉至公刑教兼施”可就專業(yè)多了。 上海公共租界公堂會審（1905） 佚名西方攝影師 攝 例三： 中國酷刑：砍頭，1870年代 威廉·桑德斯 攝 這幅擺拍的照片更是好玩兒：現(xiàn)場沒有一個公人，模特舉起一個木片當?shù)叮徽斜尘吧鲜莾蓚€穿戲服的人—這張照片正是桑德斯在拍攝完中國戲劇演員的照片后，以戲劇化手法隨意擺拍的。 參考文獻： ① 愛德華·W. 薩義德：《東方學》，第15頁，王宇根譯，三聯(lián)書店，2007。 ②《東方學》，第257頁。 ③ 約翰·湯姆森：《鏡頭前的舊中國—約翰·湯姆森游記》，第34-35頁，楊博仁、陳憲平譯，中國攝影出版社，2001。 ④ 《鏡頭前的舊中國—約翰·湯姆森游記》，第46頁。 ⑤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第198頁，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7。 ⑥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60-61頁，謝祖鈞譯，新世界出版社，2007。 ⑦ 這是馬嘎爾尼1793年日記中的話，轉(zhuǎn)引自阿蘭·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第56章，王國卿譯，三聯(lián)書 店，2007。 ⑧ 喬萬尼·阿瑞吉：《從東亞的視野看全球化》，見《中國年度學術》（200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